宗方小太郎利用各种身份，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与近代许多知名人物有往来。这张照片1913春摄于上海六三亭，前排右四为孙文、右五为黄兴、左二为宗方。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日前，《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新书首发。宗方小太郎是清末来华的日本高级间谍，其日记记录了大量为日军刺探的情报内容，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侵华的新证据。

一个日本间谍，在中国以多重身份潜伏近40年，为日军提供详实的情报及对华方策，这很像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情节。这个名为宗方小太郎的高级间谍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因其给日本海军提供了大量关键情报，甚至直接影响了甲午中日战争的战局走向，被学者称为“影响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东亚历史走向的人”。作为一个缜密的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将情报获取的来龙去脉写入日记，在今天来看，这些记录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全面侵华的新资料，印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华侵略的史实。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新书首发式，将这尘封90多年，近170万字的“孤本”史料公之于世，从中可以看出以宗方小太郎为代表的日本间谍群在近代日本侵华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关键情报影响甲午战局

“宗方小太郎日记的出版，或许可以改变人们对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原因的一些旧有认识。”这是翻阅过《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专家学者们普遍的读后感。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在《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序言中开篇便提到：“发生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甲午战争，是决定其后五十年间中日两国国际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的关键一战。决定此战日胜中负的关键点之一，是日本海军对北洋海军战略意图的了解，对北洋海军出发时间、行驶路线的洞悉，从而导致日本海军对制海权的掌握，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海军掌握的这些关键情报正是由宗方小太郎侦知与提供的。1894年7月，宗方乔装成中国人，前往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刺探情报。“他一一记下北洋海军的军舰、水雷、轮船、炮台的数量、方位，军舰移动情况，甚至亲至北洋军舰上侦查舰上兵器。他将侦察所得写成密函，上交日本海军军令部，从而使日本海军掌握了北洋海军兵力及动态。（熊月之《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序言）”宗方还向日本海军建议，北洋水师若采取守势对日军不利，日海军必须主动邀战，寻找与对方主力决战的机会，为日本海军制定军事战略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参考。由于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宗方还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成为日本国内公认的国士级别的人物。

122年前的4月，《马关条约》签订，其条款制定与宗方也有莫大关联。甲午战后，宗方曾向日本海军省提交一篇《对清迩言》，谈及战后的对华方策。他竭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巨额赔款、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拟出具体压制中国政府的措施。对照《马关条约》条款与《对清迩言》可发现，两者内容相似度极高。另据《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译者甘慧杰介绍：“宗方做人缜密，情报送出去后会留底稿。日军投降前夕销毁了大量资料，其中就包括宗方送给日本海军的情报，因此《对清迩言》也只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有唯一一份，日本并没有留存。”

近代日本第一批在华间谍代表人物

历史学家吴绳海曾说：“如果对宗方小太郎这一特定人物予以剖析，可能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从学者的视角来看，宗方小太郎是近代日本第一批在华间谍中最具代表性者，是近代中日关系、甲午战争、近代日本侵华等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不到60年的生命，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内容之丰富，活动范围之广，活动时间之长，遗留资料数量之大，均为罕见。“只有在史料扎实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史观，才能做到论从史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说，“这正是《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出版的初衷。”

宗方20岁来到上海，3年后便开始间谍活动。熊月之分析，他之所以会自觉自愿地投身对华情报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年轻人中弥漫着向外发展、为国效力的浓重的扩张文化，到中国去从事谍报工作是其中一项。“从19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日本在几乎所有领域里都尽力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无所不包。”

宗方在中国的公开身份，先后包括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汉口汉报社社长、东亚同问书院汉口支部长、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东方通讯社社长。这些身份让长期在汉口、上海生活的宗方腾挪移转，搜集情报，还直接参与了对日本间谍人员的培养。“宗方及其前辈荒尾精等人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反映了他们侵略胃口异常巨大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独特眼光。”熊月之认为，正因为如此，宗方等日本间谍才会将汉口经营成对华渗透的重要基地。

宗方与中国近代许多知名人物有往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对晚清重臣和名人的印象，比如李鸿章、张之洞、文廷式、张元济、汪康年等。他积极联络中国的各政治派别，与维新派、革命党人、北洋政府多有接触。宗方曾与梁启超等在上海四马路一品香饮酒，议论国事。宗方记述：“梁曰：中国之天下已为满人破坏，欲挽回国运，不可不脱离满人之羁绊，云云。”据此记录，梁启超在1897 年年初已有明确的反满思想，而在梁启超公开发布的文章中，从来没有类似的资料出现过，对于梁启超思想研究来说，可谓惊人的资料。

宗方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其日记从宏观到微观，既包含各地的全年财政收入、军费开支等数字，还精细地记载了民间物价、水井数量、道路宽度等，从中还可看出他对各地社会经济价值的评判，对民情风俗的理解；近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也在其日记中有详尽记述。“宗方对自己的行踪和接触的人记录得非常清楚，而且每5到7天就要打报告给海军，非常勤力。如果能以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结合他具体的活动情况或能探究出一些新的信息。”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说。也因此故，甘慧杰建议读者将日记配合下半年出版的《海军报告》一起看——“这才叫绝了”。

流落于苏州旧书店的珍贵史料

作为重要史料的宗方日记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藏孤本，从收藏到翻译出版，中间隔了60年，也可谓几经波折。

“据汤志钧先生回忆，这批资料是1957年历史所的历史资料采购员在苏州用100元人民币买来的，拿回来时就是一麻袋杂乱无章的东西，后来才发现极有价值。”甘慧杰说，所里懂日文的几位老先生将麻袋中的手稿分门别类，按日记、海军报告、照片、书信等装订，加了个封皮，形成了24册书籍。

至于这些手稿为何会出现在中国？甘慧杰说，这跟资料的前任藏主波多博有关。宗方小太郎于1923年在上海去世，日记随后被家人带回日本，1939年宗方的学生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跟宗方遗属借用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批资料，带到上海。“借的时候还立了借条，现在历史所藏着。”甘慧杰说，抗战胜利时，波多博并未写完传记，这些资料在其遣返回日途中被当时国民政府的海关扣留。上世纪 5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后，宗方的家人还试图到中国寻找这批资料，甚至通过原《朝日新闻》社长长谷部忠的关系，拜托郭沫若查其下落，但也无果而终。

宗方小太郎史料到了历史所后，因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学界关注。早年也有一些历史学者比如吴绳海、冯正宝试图对其做小部分翻译与研究，出过一些成果，但完整的翻译出版始终无人敢碰。一来因涉及日军侵华情报，这批史料成了历史所里约定俗成的“禁区”；二来翻译难度太大，日记原稿书写过于潦草，难以辨认，加上宗方时代日文语法与今日不尽相同，翻译此书至少要具备古日语知识、近代日语知识、日文草书知识与中国草书知识，对翻译人员的要求极高。甘慧杰从2012年开始翻译这批史料，每天坚持译五六千字，但碰到晦涩处，有时一两天只能译三五十字，“有些内容估计能把日本人看哭”，最终他寻出宗方小太郎式的书写规律，用两年多时间将日记内容全部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