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是一个创伤建构主义者，他认为：创伤不是自在的事实，而是文化的建构。最近翻译出版的他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收入了他这方面的若干重要文章。其中特别是关于大屠杀两种叙事方法的分析（集中见于长篇论文《道德宇宙的社会建构——丛战争罪到创伤剧的大屠杀》），值得我们重视。

亚历山大关于大屠杀的两种叙事方法观点集中见于其长篇论文《道德宇宙的社会建构——丛战争罪到创伤剧的大屠杀》（这篇文章同时也见于其主编的英文论文集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由于本文对原文的引用同时参照了英文版和中文版，因此引文也同时注明两个版本）。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一个普遍化了的符号，其存在为伦理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正义，也为相互承认，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也为通过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全球冲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197，25）这的确是任何研究大屠杀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灾难的学者必须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

亚历山大认为，这个从情境化的特殊历史事件到普遍的人类悲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文化转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经过50年的努力，灭绝特定人群（这里指犹太人群体）的极度创伤性的初始历史事件，已经被重新解释为“整个人类的创伤性事件”。[1]经过这样的转化，这个已经超越特定情境而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那么，这个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在卢旺达、柬埔寨以及前苏联，都曾经发生过死亡人数不亚于犹太人的屠杀，为什么这些屠杀行为没有得到同样的普遍化转化（因而仍然被视作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普遍的人类灾难）？

符号扩展与心理认同的缺失

1945年4月，也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开始被大量报道的时候，它并不被称之为“大屠杀”。 [2] 在媒体爆炸式报道中，纳粹集中营的发现被归入“暴行”（atrocities）。这些暴行尽管残酷、恶心，奇特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却仍然与其他野蛮行为并列在一起，都被视作不自然的病态心理（ill mind）的自然结果。“野蛮暴行”是一个特别联系于战争的能指，它可以指所有战争造成的事件。美国媒体把在集中营的发现被称为“暴行”，意味着纳粹大屠杀一开始被他们当作了一般的战争暴行。最初美国关于二战“暴行”的报告甚至没有涉及纳粹，更不要说犹太人牺牲者，而是集中在日本1943年对于美国及盟军俘虏的“野蛮对待”。

更有进者，在1945年4月3日美国步兵首次发现集中营之前，关于集中营的很多报道还遭到普遍质疑。比如早于美国人的发现三个月，苏联就发布了在波兰的集中营发现。但美国人难以相信这个发现，因为它和他们在20世纪的经验太隔膜以至于失去了可信性。直到1945年4月3日杂志发布美军自己的集中营发现，早先一些的报道才被追溯为事实。

但是亚力山大紧接着提出的问题是：即使集中营的发现被承认为真实，即使纳粹暴行被普遍指认为代表了极度的非正义，但对于非亲历的读者/观众而言，却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创伤经验。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指出，听阅人要把那些自己没有亲历的经验体验为创伤（traumatized，创伤化或感受到创伤），必须经过符号的扩展与心理的认同。但是在集中营刚刚发现的时候，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对于那些美国士兵和军官而言，集中营中发现的犹太人似乎是来自火星或地狱的“外族人”，他们没有被人格化（personalized），不是具体的个体人，而是被再现为大众（mass），甚至是傻乎乎臭烘烘的脏东西（mess）。这使得受害者的创伤难以引起他人强烈认同。

创伤普遍化的可能性不仅受到对创伤受害者的去人格化处理的妨碍，而且受到对他们的历史与种族的特殊化处理——把受害者视作一群具有历史和种族特殊性的群体——的阻隔。大规模谋杀（mass murders）常常被联系于特定的历史冲突和种族冲突。首先，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人是犹太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美国人的同情和认同感更多、也更容易给予那些情况好一些的德国受难者或波兰受难者，“他们看上去好像更正常，更像人一些。”（中文200）。美国的和英国的官员对于犹太人难民显得不耐烦，即使是移民名额的分配也是失去家园的德国人最多，犹太人最少。

要想超越特殊化和去人格化，使犹太人的遭遇得到非亲历者的认同，必须经过特殊的符号建构，这就是亚力山大反复强调的符号扩展（symbolic extension）。依据亚力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文化创伤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不是一个自在事实，也就是说，“存在一个阐释网格（interpretative grid），通过这个阐释网格，所有关于创伤的‘事实’才能得到媒介化——无论是认知上，还是情绪上和道德上。这个网格是一个超个体的文化网格，是被象征地结构和社会地决定的。任何创伤都不能自己阐释自己。”（英文201，中文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