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8年，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包围了阿拨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蒙古人的骑兵和弓箭被12英尺厚的城墙所阻挡。

　　阿波斯王朝（The Abbasid）在中国旧称“黑衣大食”，创建于安史之乱前的公元750年，并在一年后跟唐帝国激战于中亚怛罗斯。这个强悍的王朝延续了500年的国祚，代表了阿拉伯的黄金时代，首都巴格达更是人稠物穰，学者云集，财富鼎盛，人口高达120万。

　　兵临巴格达城下的不光有蒙古人，还有突厥人、波斯人、信奉基督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安条克公国的十字军，以及1000名东方炮兵专家。最终，在工程师的弩炮和早期铁管火炮的攻击下，巴格达的城门在三周内轰然倒塌，末代哈里发Al-Mustasim投降。

　　此后便是无情的屠城。据记载，无数清真寺、宫殿、医院和学校被摧毁，数十万人死去，全市的36所图书馆被付之一炬，书籍被扔进了底格里斯河——据说因为扔的太多，以至于河水被染成了墨水颜色长达六个月。而哈里发则被裹在地毯里，由蒙古骑兵践踏碾死。

旭烈兀围攻巴格达（插画），1258年

　　蒙古的崛起和巴格达的陷落是西方史学界研究烂了的课题，也是欧美人骨子里那种“东方恐惧”的来源之一。而在去年，这段历史又双叒叕被翻了出来——美国评论家大卫·戈德曼在接受《世界周刊》采访时[1]，把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蒙古对巴格达的征服。

　　这种暗藏“黄祸论”的观点其实漏洞百出，把蒙古西征套在中国头上是一种很勉强的生硬叙事，蒙古人的扩张是一种游牧文化，从来都跟儒家体系的主流绝缘。而戈德曼在采访中也不得不承认：“除了维护领土完整之外，他们（中国人）对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兴趣。”

　　不过大卫·戈德曼引发东西方媒体热议的一个点在于，他把华为比作轰破巴格达城墙的东方工程师部队。

　　在戈德曼眼里，华为是“长枪的枪尖”，是席卷西方的先锋。而华为五万外籍员工更让他联想到围攻巴格达的多民族军队，他认为华为像蒙古人一样，先击垮对手，然后再招纳对方人才，为己所用。因此他声称：“华为没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反而更具有帝国性。”

　　跟国内其他大型商业集团相比，华为的确可能更符合人们惯常认知中帝国的形象：辽阔的疆域、频繁的扩张、庞大的外籍军团、全球资源调配，对外四处征伐，对内强势铁腕，而执掌帝国的是一位如凯撒般威望空前的领袖。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华为内部，既有IBM和Mercer设计的现代管理系统，也有“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胜利是军人的最大奉献”这种挂在墙上的标语[9]；高管们既能在卢浮宫用流畅的英文介绍最新机型，也能在内部论坛里熟练地使用“攻山头”“前线后方”“到农村去”这种革命词汇。

　　西方人没见过这样的公司。《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式的密码传承，西方公司永远弄不懂，弄懂了也无法推行。”但搞不清楚的又何止是西方？中国人自己有时候也无法理解华为，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华为的讨论时常陷入分歧和争议。

　　华为身上到底是具有中国性、美国性，还是帝国性？这是一切问题的起点。

　　01． 内核：自我驱动的技术战军团

　　华为身上有着鲜明的美国性，即使在被围追堵截的日子里，任正非也不忘反复强调：“华为一直是比较崇拜美国的。”

　　1997年，任正非去美国考察了四家高科技公司，尤其是IBM，洋气又高效的管理模式给任正非洗了脑。回国后任正非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简单粗暴，叫《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种标题的文章要是晚20年发，恐怕会被“太平洋不加盖”这种评论给淹没。

　　第二年，50多位西装革履的IBM顾问空降华为，来手把手指导改革。前后花了20亿人民币和两年时间后，华为把产品上市时间缩短40%~60%，浪费减少50%~80%，生产力提高25%~30%。尝到资本主义甜头之后，供应链、市场、财务等项目陆续启动。

　　通过向西方最顶尖的公司学习，华为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早已是世界500强的级别。一家英国客户这样评价华为[4]：华为是一家中国的美国公司。

　　但外国人还是太naive，不知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已经被中国企业家倒背如流。任正非的经历，注定了华为不可能止步于“美国化”，无论裹上多少层西方外衣，这家公司价值观始终一如任正非的讲话那般充满革命气息：忠诚，奋斗，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为了保证忠诚、奋斗和服从，华为在营造“狼性文化”的同时，必须要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让员工“发自肺腑”地认同它的价值观，否则就会陷入“领导画大饼，员工翻白眼”的窠臼。这套制度，就是后来华为有别于其他公司的最大标签：人力资源和价值分配制度。

　　成立之初的1990年，本着“有福同享”的朴素思维，任正非用每股1元的价格让员工参股，股票的分红非常高，长期维持在25%-50%之间，最高时甚至超过100%，打败一切理财产品。很多员工上午拿到工资，下午就去财务那里排队，争相去交股权认购款。

　　每股1元的价格，一直持续到2001年。这让华为从90年代末开始，便长期雄踞中国民营企业个人所得税纳税排行榜的第1名。

　　2011年，华为将下属公司华为电气以65亿元的价格卖给艾默生，在清理员工股权时，华为最初提出以1：1的方式（每股1块钱）回购，但华为电气员工显然不甘心放弃这么一颗摇钱树，提出要1：7回购（每股7块钱），最终双方妥协，以1：4的比例分四年兑现。

　　这次事件引起了任正非的反思，紧接而来的“华为的冬天”，再度促使他启动股权改革，华为2001年后便不再派发每股1元的股票，员工持股改为虚拟受限股，没有所有权和表决权。老员工的股票也逐渐转化为期股，不再有稳定的分红，兑现的周期也被大幅拉长。

　　在当时的环境下，华为这种搞法不乏违规，甚至违法。“虚拟受限股”游走在灰色地带，曾被友商举报非法集资，一度被搞成“姓资姓社”问题闹到了北京。后来朱镕基赴深圳考察，用“三个特殊”来定了个调：虚拟受限股是特殊年代下，因特殊原因的特殊妥协[14]。

　　但即使认购价不再是1块钱，华为的“虚拟受限股”也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老员工之间逐渐有了“买房靠分红，工资算零花”的说法。而受损失的其实是不断给出股权的任正非，2000年底任正非的股权单独剥离出持股工会，只剩下1个多点（真实持股数量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