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文之盛，自明清以来，已成为一种共识。清末举人陈燮龙曾做过一个统计，清代自开科取士至废除科举，一共产生了一百三十名状元。其中内蒙古一人，顺天一人，直隶三人，山东六人，河南一人，江西三人，福建三人，陕西一人，湖北三人，湖南二人，四川一人，广东三人，广西四人，贵州二人，江苏五十人，浙江二十人，安徽九人，东三省、山西、甘肃、云南均无人。

一个长三角，占据了一半多的状元，仅仅江苏一省就占得清朝一半的状元。这其中，苏州府又出状元二十三人，又得江苏之一半。对此，陈燮龙感慨“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意即大典抡才实乃天下之公，但因江南一地状元太多，几乎产生了公器私用的感觉。

无独有偶，清初苏州人汪琬一次与同僚聊天，谈到苏州土产，直接以“状元”作答，更是体现了江南人士对于自身科举优势的自信。状元的频出，有赖于江南地区数量庞大的科举群体。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曾统计，明清两代自洪武四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末科，共录取进士5万多名，其中明代2万4千多名，清代两万六千多名，江南一地，共考取进士近8千名，占全国总进士数的15%左右，意味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出自江南。

为什么江南地区，会形成这样一个人才高地呢？就目前来看，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江南富裕的经济条件为人才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科举考试，花费不菲，更不用说从生员到举人再到进士的科举历程，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并非一帆风顺，不少人困顿科场一辈子都难求一第，而在这一过程中，稳定的经济支撑便显得十分必要。

明代常州武进县人唐鹤征对于考中举人后地方政府的资助有一个估算，大概在二百两白银左右，相当于二十户中等家庭的收入，甚为优渥。但这是在江南，并非全国各地皆是如此。同时期的四川梁山人来知德考中举人，地方官员本想出百金（银）褒奖，但苦于地方财政无力负担，最后以三十两作为盘资。湖北黄安县举人耿定向，先后数次进京参加会试，一路风餐露宿，整个行程只花费了五两白银。显然，这些地区对于科举人士的资助，是无法和江南地区相提并论的。

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便为天下财富的渊薮，这与其稳定的繁荣的农工商业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不少进士、举人或出自农耕，或出自素封，均与这一原因有关。清代嘉道之际的乌程人沈尧便说道，古时尚分士、农、工、商四业，后来便不再区分，古时候只有士人儿子才能成为士人，现在是商人的儿子方才能成为士人。意即成为读书人，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出生在商人之家，方能成功。其言论未免有些夸张，但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科举成功与经济间的联系。

江南自身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是科举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文化积淀体现在很多方面。陈燮龙对此总结道：“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意思是江南地方历史上的尊师重教，以致诗书传家，从而在文化发展上占得先机。

读书需要看书，看书需要刻书。明代以来，江南书市的繁荣发展，书坊林立，更是营造了江南浓郁的文化氛围。当时全国的几个书籍出版中心，如南京、北京、建阳、武林、苏州、徽州、湖州、杭州、天津、福州，数下来，一大半都是在江南。而从质量上看，又以江南为最。明代中叶著名学者胡应麟曾评论道：“当今刻本，以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来湖（州）、歙（县）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世行甚寡，闽本最下。”除此外，江南地方学校、书院遍布，进一步推动着社会读书向学风气的形成。

除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外，江南文人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这也是能够在科举考场中脱颖而出的法宝之一。八股文又称为时文，体现着科场风气与取士标准的变化。顾炎武曾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时代变化，时文也在变，引领这个潮流的人也在变。约略数来，那些决胜科场的弄潮儿中，不少便是江南人士。如明代成、弘年间的苏州人吴宽、王鏊、唐寅，松江人顾清；嘉靖年间的常州人薛应旂、太仓人王锡爵、王世贞；万历以后的无锡人顾宪成、绍兴人陶望龄、苏州人冯梦龙、文震孟等等，均是天下士子想望的文坛标杆和领袖，他们的成功，代表着江南文化在当时的领先地位。

江南人才之盛，还有很多的原因。例如优越的自然环境，归有光便说江南灵秀之所钟，故人材甲天下。又如经验的传承，明代的松江人何良俊便注意到，苏州士风，前辈喜引汲后进，而后辈又十分推崇先达。清代常州人谈到地方科举，则说武进、阳湖等地，师儒皆各有门径，学者诵习，方能专精。于是，这样一种守先待后的传统，便成了浸刻在江南人文化生命中的成功密码。

总之，江南能够成为海内人文渊薮，经济、文化、历史传承等因素缺一不可，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