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子1984 秦朔朋友圈

　　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跟兄弟张伟、胡亮、阎王、黄铤，骑着从家里偷偷弄出来的摩托车，骑行在乡下的艳阳下。

　　乡下艳阳高照，风吹稻浪，知了声嘶力竭。柏油马路有点黏嗒嗒，车轮碾上去不干脆，仿佛雨后的泥地。我们追逐着头顶的浓云，一封油门，冲进它的荫蔽，欢呼雀跃。要是口袋里有足够的油钱，我们真就打算骑到省城，骑到北京，骑到上海，去看一看那些大城市——那些我们将要各自奔赴的大城市。

　　不久出高考成绩、报考、收通知书，胡亮去了北京林大，黄铤去了北京二外，阎王去了华北电力，张伟没考好，我没报好，留下来复读。

　　“高四”开学，我们重新聚首，安慰自己，复读就复读，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只是十八年过去了，我们各自苟且，都没有成为好汉。

　　尽管这样，高考仍然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关键，如果不是高考，我们就得和许多同龄人那样，扛起背包，去南方、温州、福建打工，成为融不进城市、回不去乡村的农民工。

　　| 出乡之路，关山几重

　　所有的乡下人，都想着或想过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而离乡进城的路无非两条——读书或者外出务工/经商。

　　读书自然是最优选择。2019年，我国高考预计录取人数820万，录取率为79.53%，这就意味着，就算是农村孩子，只要咬牙坚持，也能上大学。关键在于，得小心不被杂牌、野鸡大学给上了。

　　尽管国家在不断努力，如农村专项高招政策，但数据显示，我国高考城乡录取比例、尤其是上名校的比例，差距悬殊（笔者非高考研究专家，谨简单罗列几个公开数据）：

• 2018年30名省市高考状元，91%来自城市，9%来自农村家庭，其中大部分高考状元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65%的高考状元父母都是大学本科学历！ 

• 2017年城乡适龄人口中，就读211重点高校的城市学生为7%，农村学生仅有0.6%；

• 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北大校园内来自农村的学生接近三成。进入21世纪之后，农村生源比例下滑得很厉害，2000年至2011年，北大农村生源比例仅为10%左右，2015年录取农村学生比例达19.14%，但离理想水平还有距离……

　　其实，无需数据，参加过高考的人凭经验就能得出结论——农村出一个名校毕业生，真的很难。

　　每一次进城，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

　　笔者生在农家，小时候看着更大的孩子去镇上的初中住校，十分羡慕。他们每周两次，走上十几里山路，回家洗个澡，再用玻璃罐装上够吃三天的霉干菜、萝卜干、腌菜，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和新鲜肉食，大多长得干瘦蜡黄；校舍简陋，上下两层大通铺，大夏天没办法洗澡，也没有纱窗、电扇，面对蚊子不断的袭扰，只有躲进炎热的被窝……然后轮到我们，三年下来，不堪其苦——跟城里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觉得是解放前地主家放牛娃的童年往事。

　　那其实是90年代中期。中考结束，全年级两百五六十个学生，只有10个人考上重点高中，再有一小部分上了中专、卫校、师范学校，其余大多数考完就收拾东西外出打工。

　　上到城里，第一年又是一阵抓瞎，城乡生活背景的差异，让我们从农村去的同学深感羞愧，有城里同学揪着我们的口音，哈哈大笑，再开朗的同学也变得内向起来。老师同样不怎么理会父母不在身旁、又毫不起眼的农村学生。我们在新奇又努力地接受“城市”的多彩，但由于缺乏老师、父母的监督、管教，有的同学没经受住游戏厅、网吧、录像厅的诱惑，一再逃学直至辍学；或者因为穷，渐渐跟“小混混”混在一起，走上抢劫、偷盗、打架混社会之路。

　　继续坚持的人，到了高二才缓过神来，逐步追赶。高二期末，我追到年级第51名，高三进重点班基本没有问题。高三开学，站在教学楼外墙边看分班名录，我在重点班找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直到同学提醒，我才发现自己被分到差班——后来我才知道，重点班虽然录取九十多人，教室都塞满了，但按成绩只取到第50，后面四十多人都是县里政府单位、事业单位的子女。

　　社会给一个无力的乡下少年好好上了一课，我懵圈了好几个月。后来一个晚上，跟远在深圳打工的母亲通了个电话，才暗下决心奋起追赶，重新回到年级前列。

　　高考报志愿，由于父母不在身旁，老师光围着有家长陪同或者有地位的城里同学，没有任何专业指导，我按着“新概念”、《萌芽》的感觉，蒙着头填了一所上海的名校，结果差了几分。第二年我不甘平庸，再次倔强地填了那所学校，再次以几分之差落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