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作为中国学界颇有地位的学者，近年来最著名的研究，就是计算综合国力，结论之一是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过美国。

　　所谓人怕出名，胡鞍钢的研究结果惹来了众多非议。要是公园里的晨练老大爷这样聊天，根本没有人会在乎，但作为知名教授就不得不沦为靶子。

　　这不，前两天就有清华80级校友跑出来，义愤填膺地质问他“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搞笑吗”，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这种世界级高水平杂志上，“是不是应该更专业一点、更‘清华’一点”。

　　胡鞍钢的研究到底好不好，可以继续争论，但这位“不是这个行业”的80级校友，批评起来确实有些跑偏了。

　　比如，他认为诺贝尔获奖人数是“最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指标”，这显然是对科技发展毫无了解。绝大部分诺贝尔奖的授予都是很滞后的，要反映当下科技实力，并不靠谱。

　　清华校友要嘲讽胡鞍钢指标选取、参数设置不合理，就说“中国麻雀多”，“这东西外国少”，建议胡院长用麻雀做指标，“应该可以算出中国的自然资源是全球总和”。

　　但麻雀好像是世界上广泛分布的动物啊，常见的树麻雀，一直到欧洲都有；相对少些的家麻雀、山麻雀也不是中国独有。清华校友放嘲讽，能不能“更专业一点、更‘清华’一点”，不要对母校造成二次伤害啊。

　　校友还指出，胡鞍钢的计算模型就是一个小学程度的公式，“别人还以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文科院士都是小学程度”。

　　我想，这位校友是不是对研究有什么误会。研究只要方法得当、公式够用即可，绝非数学炫技，对胡鞍钢的计算模型应该有更具体的批评意见，说风凉话只能暴露自己不懂研究。小学生也能理解乘法和平方，是不是意味着能用“小学程度的公式”来评价E=mc^2？

　　这位校友当然也有真知灼见，比如对军事资源计算的批评，对统计准确性的质疑，对胡鞍钢计算资源时未充分考虑质量的批评。但举的例子，却和中国现实有些脱节。他质问道：“胡院长敢说中国2013年的河水湖水和1990年的河水湖水比较没有巨大变化？胡院长计算过现在还有多少河水湖水是还可以喝的吗？”

　　虽然现在大部分河水湖水还是不能直接饮用，1990年的河水湖水，质量真的比2013年高？90年代可以说是污染达到顶峰、环保事业真正开始得到官方重视，但民众环保意识都还没有全面兴起的时候。像最近曝光的一些偷排工业废水、偷卖工业废渣的案件，当年可是随处可见，甚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地方官民都不以为意。

　　而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大部分水体已经告别黑臭，农村的乡镇企业则早已大量倒闭，企业技术多少也有所升级，各级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环境。

　　环保部高官曾举例说，“比如辽河流域，2013年干流已经消灭了劣V类，所有断面水质在IV类以内。”不仅是辽河，大部分读者身边应该都有水质改善的例子。当然地下水枯竭等问题还难以缓解，但非要说2013年中国水资源质量比1990年还差，实在是有点穿越。

　　【部分读者对此有所争议，所以略作补充。2014年初环保部总结，“水环境问题基本上是稳定的，尤其是重点流域、七大水系水质是基本稳定的……污染比较重的三河三湖（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滇池），这些年都有比较大的变化。”

　　我另外简单查了些数据，比如2006年淮河流域主要污染物COD（化学需氧量）入河排放量比1993年削减了43.3%。淮河水污染防治就是从1993年正式开始的，1995年还发布了我国第一部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

　　虽然环保部的“稳定”结论，是根据当时邻近年份作出的，但要和90年代比，我们也可以自己判断。

　　从全国范围来讲，七大水系的径流量肯定是大头，其干流又流经发达地区。虽然一些人的家乡，小水体可能劣化，但从水系角度讲，肯定没有导致整体的劣化。否则如果小水体都普遍劣化，水汇集到干流，干流也保不住。发达地区的广大网友，即使不了解小山村的情况，肯定也能感受到干流水质是稳定、改善还是劣化。】

　　计算综合国力，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本身就有先天不足。哪怕研究者在选取什么指标，在选取哪家的数据上达成一致，最关键的系数、权重设置，几乎不可能形成公论，这与其说是胡教授的问题，不如说是综合国力研究本身的问题。

　　综合国力研究，并非胡教授的学术创新，而是老外搭起的架子，最关键的硬伤就在这个架子里，而不是胡教授的砖瓦上。真要有什么学术思考、学术批评，不妨先从那些老外开始。

　　虽然说综合国力研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也并非毫无意义，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价值观评判。把完全不可比较的各类实力硬捏在一起，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价值观。

　　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核武器号称可以把地球毁灭几遍，但因为大国互相的核威慑，这种实力又几乎不可能用出来，给它多少权重为好？如果是战争狂人，那当然会给核武器非常高的权重，如果是和平主义者，则可能会给非常低的权重。

　　对于自然资源、科技实力等，评价者是不是环境主义者、科学至上主义者，权重设置都会不同。

　　软实力方面的例子就更多。美国的联盟关系是一种软实力，中国在非洲的长期友好关系也是一种软实力，如果要捏到综合国力里，孰轻孰重？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体系和“高铁名片”相比，又是孰轻孰重呢？

　　胡鞍钢的综合国力研究，多少反映了中国主流的价值取向，不管最后的计算结果是第一第二，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是有意义的。

　　其次，在中国复兴时，综合国力研究一定会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避是避不开的。但既然此项研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如果吸引大批青年学者投身其间，再加上随后引发的争议，就会浪费很多学术资源。而且不排除有些青年学者，会以此进行学术投机。

　由胡鞍钢这样已经颇有名气、地位的学者，出面组织此类工作，便可以屏退很多青年学者的参与，虽然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但大多也局限在媒体、自媒体层面，在学术期刊上的争论非常少，大大节约了学术资源。

　　有些人妄自猜测胡鞍钢的动机，这种“诛心之论”不值一哂。谁也不是胡教授肚子里的蛔虫，猜测毫无意义。但至少，以胡教授的身份地位，靠计算中国综合国力第一来博取“功名”的“边际效用”，要比起青年学者小上许多许多吧。

　　有胡教授站在前面，就能让许多真有什么心眼的青年学者断了这份念想。从这个角度讲，胡教授投身综合国力研究，还颇有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