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GQ实验室

　　编辑：曾鸣 采访：刘敏、黄慧 撰文：刘敏

　　摄影：高远 视觉：梁爽

　　2017年4月，周航发了一封公开信，爆出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导致易到陷入了严重的资金断裂。他从2010年创办的这家网约车公司，“本来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现在遇到家暴我不能坐视不管了。”        

　　44岁的周航第一次用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乐视离开了，周航也已不再是易到的 CEO。

　　目前，易到二易其主，周航也更换了职业的轨道。我们尝试着还原易到的领先与掉队、克制与激进，周航也坦诚地跟我们复盘了过去的7年的经历。很少有人知道，在与易到的前半生里，他所经历的坚持与无奈，抵抗与妥协。

　　追溯旧事，不是为了找到“怎么办”式的答案，而是试图追问，在弱肉强食，到处都是躁动与欺骗的互联网商业世界里，一时的胜负是否代表最终的趋势，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合理、正确。

　　而身处瞬息万变的中国互联网市场里，“一个人可能有向上的一面，也有害怕懦弱的一面。”周航拒绝脸谱化的评价，“人性是复杂的。”

　　失意者的肖像

　　早上9点半，摄影棚的灯架好了。

　　白色布景，没有道具，摄影师想拍一组人物特写，没必要借助多余的工具，只要表达一种情绪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情绪？对着周航，摄影师突然有点词不达意： 

　　“如今的易到就是……您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人生处在一种……就是那种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摄影师挠着头，努力组织着语言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但现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 

　　周航点点头，结束了摄影师的尴尬。他对摄影棚很熟悉了，在易到最鼎盛的时期，很多媒体给他拍过专题肖像。在几年前的报道标题里，他是明星创业者，是年度颠覆企业家，还试图做过“有情怀的野蛮人”。而就在今天拍摄的两个小时前，新闻传出：“韬蕴资本宣布接手易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7月14日宣布，自己拿到了易到用车70%的股份，取代了原来的控股股东乐视。 

　　周航此时正站在聚光灯下。他穿着圆领 T 恤和棉布裤子，侧脸对着镜头啜了一口咖啡。因为控制饮食，这半年里周航瘦了近20斤，看起来要比44岁的实际年纪年轻一些。

　　当天，以及后续更大的乐视换帅风浪里，周航都没有在媒体上说过任何话。

　　早在4月17日，他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声明，曝出了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造成易到严重的资金断裂。三天后的4月20日，他与杨芸、汤鹏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务。

　　周航已经不再是易到的 CEO。很多公司被收购后，创始人团队都会逐步淡出或离开公司，但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激烈的辞职信。他很快被易到和乐视联合反驳，在声明中，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和大股东一起，称周航此举“堪称农夫与蛇的现代版，令人愤慨”。 

　　然而事情的走向堪比戏剧，三个月后，乐视更多资金短缺的消息被曝光，这一次轮到贾跃亭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飞去了美国，乐视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泡沫破灭的经典案例”。

　　巨轮触礁之前，已经显露了无数危险的旋涡，现在更多乐视的负资产未来不知如何处置，而一团混乱之中，7月14日这条消息，使易到暂时抱住了一根救命的木头。 

　　烧钱大战的旁观者

　　“2015年，这是我近二十几年里最痛苦的一年。”易到失败的迹象是从此时开始的。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周航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你一点钟睡，四点钟也起了。两个小时都是浅睡，很焦虑，极其焦虑。”距离上一轮融资已经过去了一年，C 轮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了1亿美元，这在一年前还是个充沛的数字，短短半年过后，中国的专车市场已经像一块烧得滚烫的铁板，1亿美元如同一滴水，瞬间就蒸发殆尽。

　　专车市场的玩法在这一年突然改变了。此前，易到于2010年5月最早创立，主打中高端商务用车。此后滴滴开始做出租车打车软件，Uber 也于2014年进入中国。在这些年中，三家各有自己的市场。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很多都形容易到是“小而美”——高端车辆、注重个性化服务、拥有精英用户群。此前的5年里，易到在国内市场算得上一枝独秀，几名2014年加入的前员工告诉我，他们入职时，觉得易到是国内最接近 Uber 的公司，一位前 CEO 助理记得自己在面试时对周航说的话：“希望能陪您去纳斯达克敲钟。” 

　　但 Uber 的雄心显然更大些，进入中国一年后，2015年3月，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向全球投资人宣布，他要在中国市场烧掉10亿美金的补贴——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更令人惊讶的是，滴滴立刻用同样的力度参战。

　　就像直接点燃了石油桶一样，双方开始用比这更迅猛的速度烧钱。用户出行的价格立刻狂奔直下，甚至低到个位数，打一次车比出租车的起步价还低。乘客只对红包有忠诚度，一位滴滴司机给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要跑远途的乘客，用手机上五六个软件接力打车。“滴滴的红包用完了，就下车再叫台 Uber，本来出租车100多块钱的远程，我估计最后他花不到20块钱。”

在网约车出现的初期，手机上装五六个打车软件并不稀奇
　　周航觉得这种烧法是行不通的。他是个经济学爱好者，在烧钱大战之初，周航选择不参战：一个城市的出行市场是一个供给受管制的领域，一种短缺经济，需求相对稳定，不可能因为疯狂的烧钱造成巨大的改变。“当时我们做了无数的数学模型证明他们烧钱是不可持续的，就看看他们能烧多久，我们算账，觉得不会超过90天。”

　　可是市场就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走势向前发展，包括 Uber 美国的投资人都觉得一切已经疯了，Uber 公司董事，知名风险投资人比尔·柯尔利（Bill Gurley）在2016年对《纽约时报》形容，“这不是一场5小时棒球比赛的第2局或第6局，而是第14局。”——棒球的常规赛只有9局，一场超时过半的比赛实在是过于胶着了。

　　整个2015年，滴滴烧掉了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个亿。Uber 中国则烧掉了25亿美元，双方基本打平。

　　“就看着他们烧了90天，120天，一年……人家就是能不断地融到资，继续往里烧。”等到周航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这个市场已经烧到了日均几百万单，自己再想跟进的时候，头一年融到的1亿美元已经完全不够了。

　　“利基市场”的老手

　　“现在反思下来，当时就是犯了执念，一个 CEO 的执念对做好一个公司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你是证明你一切都是对的，你的成本核算是对的，他们烧钱的策略是不对的——但最后你算对了又能怎么样呢？”

　　2017年的周航谈论这些，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周航有一张娃娃脸，跟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总是保持着轻松礼貌的微笑：

　　“难道你怪这个社会太疯狂吗？怪它没有意义吗？对吧？” 

　　易到不是周航的第一次创业，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2006年，在长江商学院的论文里，周航写了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概念。“niche”一词来自法语，原指为了供奉圣母玛利亚，在房屋外墙上凿出的小神龛，现在引用做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开始把这一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领域。

　　周航早在1994年21岁时就跟哥哥一起做了佛山天创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从广州向全国各地销售专业级别的音响。在公司起步初期，天创跟很多现在知名的大企业打过商战，比如同样是音响起家的大中电器，还有一家前身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索尼代理商。 

　　天创巧妙地绕过了这些直接冲突，大中电器主要针对家用音响，天创选择做专业音响，“做家用电器需要大量本钱，我们资金少，就去选择一个更专业，或者说更狭小的市场。”1999年开始做索尼的代理商时，周航还准备跟那家深圳的公司好好打一仗，结果对方的总公司撤掉了贸易部门，全心全意做房地产的专业化，他们变成了如今更有名的万科集团，周航不费一兵一卒：“（索尼）这事儿就全变成我们的了。” 

　　兄弟俩的天创公司在2002年就达到了“每小时赚一万块钱”的盈利，2009年正式离开公司时，周航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开始第二次创业前，周航想过许多更有野心的点子。2007年周航想过做数字支付，用短信做小额支付，彻底取代钱包，他在长江商学院的导师曾鸣兜头一盆冷水，告诉他这是支付宝才能干的事儿；他还想过做移动洗车，“一个短信代码发过去，洗车小哥就带着一套干洗设备，推过来就把车给洗了。”这件事现在证明也可以做，但在前移动互联网时期肯定无法完成。 

　　网约车，是周航的最终选项，这又是一种安全的“利基市场”，翻译成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出租车一直是一个长久的社会难题，周航此前读过调查记者王克勤写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也研究过胡舒立在《财经》杂志上一篇介绍新西兰出租车模式的文章。经济学家茅于轼跟周航是忘年交，两个人一起讨论过“出租车是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车的数量和运力模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媒体和学术界早在小十年前就发现，城市公共交通仅仅靠出租车已经满足不了愈发膨胀的出行需求，但迟迟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

　　周航决定做网约车，在2010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的市场空间：“因为我懂点互联网，我就最好找一个互联网巨头们肯定不爱干的，传统行业人干不了的，所以找了这么一个边缘行业。”

　　有缺口的轮子才跑得快

　　到了2015年下半年，CTO 汤鹏记得，易到的管理层已经开始担心员工工资的问题了，当时已经“不知道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利基市场”的最初证明是聪明的选择，易到在前5年一直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易到的融资一直顺风顺水，在移动互联网起步初期，很多新冒出来的业务都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易到提出的网约车概念立刻脱颖而出：有海量需求、有商业模式、每一单又都有实际收入，这简直是投资的完美标的。 

　　周航的生意做得很舒坦，此前在音响公司，周航最大的经济冒险是借3分利的社会融资。在易到这里，他也不想在经营上冒险。股权上，易到所有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股权分配，让易到管理层在董事会保持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周航精心地掌握着易到的前进方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周航都喜欢讲“如何服务”的理念，他希望易到会让乘客自己选择司机，而不像 Uber 直接给用户分配一台最近的车，希望乘客能根据音乐品位挑选车辆，跟投缘的司机保持长期服务关系……在这些演讲里，资本的影子从未出现，那些融来的美元只是油箱里的汽油，帮助公司稳定、平衡、匀速地向前行驶。

　　唯一的问题是“黑车”的魔咒，政府的阻力一开始都压在易到一家公司头上，直到2014年开始，滴滴开始做专车，Uber 入局，这反而部分解放了易到：“所有的风险变成多家承担，我的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有稳定的盈利，有政府的阻力，有出租车价格在下面接着，周航在2015年依然认为网约车是个小众市场，可以慢慢发展，他不需要比1亿美金更多的融资。最好的时候，C 轮融资时易到拿了6家公司的 Termsheet，但周航“一方面考虑股权会稀释，另一方面我是奔着盈利去做的，眼光全在客户身上”，拒绝了当时许多唾手可得的融资机会。 

　　然而完美的轮子，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 

　　同样是2014年 C 轮融到1亿美元，滴滴在2014年5月就开始了对出租车的巨额补贴，跟易到的收支平衡不同，2015年前5个月，滴滴快的平均每单亏损19元，如果算上大量的市场推广费用，每单亏损高达30元。 

　　这些亏损的窟窿，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6亿美元、30亿美元、45亿美元、55亿美元……到2017年4月，滴滴总计获得了7轮融资，已到 G 轮，金额近150亿美元。投资人看中了用户、支付入口、流量等庞大数据的价值，击鼓传花般地为滴滴提供弹药。

　　而市场上的资金子弹其实总数有限，像在2014年，红杉资本的周逵找到周航，两个人长谈了3个小时，周逵希望易到能加入专车大战，被周航拒绝了。红杉中国最后投资了滴滴，友军变成了敌人。

　　“恰恰是在最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干的最坏的时候，现在看来你还纠结什么，还选什么钱？谁给钱就全要就完了。几亿美金全拔光，这就是融资，但我当时搞错了。”2017年的周航说。 

　　42岁的周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判断错了。他的前15年商业经验、在书本上读到经济学知识，伴随着商学院印刷精美的论文，在2015年行业洗牌的时候，被证明不再有效了。

　　救世主乐视

　　与此同时，市场上一家新公司正在成为巨头，这就是乐视。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是资本运作的好手，2015年，在周航备受煎熬时，乐视网正成为整个创业板疯狂上涨的龙头，在年中，乐视网一度逼近1600亿元市值，这超过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联想、微博和奇虎360的市值总和，相当于同期在美上市的9个搜狐、6个优酷土豆。    

　　乐视还要做共享汽车，而且，乐视还没投资任何出行领域。第一次见面，贾跃亭给周航留下很好的印象：“很谦逊、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大佬的跋扈。我问过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特别勤奋，天天都在工作。” 

　　更关键的是，乐视想投易到。 

　　“我当时其实没有选择，是个百货公司来都可以。”2017年的周航不太想重复过去面对媒体，讲的那些协同作战的话语了：“我从一开始就没听明白什么叫‘生态化反’，那是最缺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愿意选择相信。”

　　“我有选择吗？” 

　　在乐视接手之前，周航和他的团队在市场上做了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合并、卖掉、融资，“谈了一切可能谈的方向，跟无数个有不同可能性的人都谈了。”周航在互联网界人缘不错，年纪相当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在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交情是交情，投资是投资。连易到最坚实的后盾、第一大股东携程此时都救不了自己了——“因为钱烧得太大了，没有谁敢接了。” 

　　周航之前的个人坚持，开始一项一项被打破。

　　别提什么10%的均衡股权了，据公开资料，2015年10月，乐视以7亿美金拿到易到66.67%的股权；别管什么姿态优雅了，2016年周航连发了两次公开信，一次炮轰马化腾，称微信屏蔽了易到的比价应用；一次在滴滴 Uber 合并后，公开喊话邀请 Uber 中国员工加入易到； 别再提什么“完美的商业闭环”了，易到从2015年11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充值返现，用户充值100元，易到补贴100元。在2016年6月30日，充返总金额就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比乐视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起码公司有钱了。”周航如今的回忆有点不冷不热。他告诉我，那几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并不是自己写的，是公司要求以他的名义发出：“我当时跟媒体很客气地表达过，很多乐视的做法我都不喜欢，但我选择学习接受，不去干涉。” 

　　当你的公司已经被人收购，只有股权的比例能决定话语权的大小。周航和其他易到早期员工希望自己能学会乐视的做法，前 CTO 汤鹏的解释是：“原来我们的做法，要是做得好早就超过滴滴了。所以就要和新鲜血液尝试一下新的打法。”

　　缺钱，缺更多的钱

　　2015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充返，给易到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惊人效果。用户迅速回流，在2016年6月30日，易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功发布会，周航宣布，长达227天的“100%充返”活动总充值金额超过60亿元，现在的易到日均订单已经达到100万。贾跃亭制定的“百万日订单、新增百万司机、新增百万车辆”三个百万目标提前半年达成了。

　　“起死回生！”背后的PPT上四个大字。

　　周航看上去已经学会了新市场的玩法，但鲜花着锦中，看不见的裂缝正在滋长。

　　充100返100倒也不是新鲜事，2015年1月神州专车已经开创了这个玩法。但是同样是烧钱，周航解释，“人家为什么能先充值后融资？因为人家用自己的车，只需要把司机的工资和油钱给了就行。”

　　易到的充返一开始成本就远高于神州，包括那些返赠给用户的乐视电视、手机，实际都是易到走账购买，哪怕充100返80+乐视生态大礼，返的“生态大礼”，有可能是真实价值不到20元的生态产品。

　　联合创始人杨芸捅破窗户纸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开始我们觉得这件事能降低成本，但后来你发现，乐视把所有的库存产品，都通过易到平台消化掉。周航在一次董事会上也曾严肃地提出来过，他认为这对易到太不健康了。”

　　合并后，乐视派来了自己任命的易到总裁等高管，他们掌握了易到的实质运营权。CEO 周航决定充返到6月就可以截止了，但乐视方并不同意，理由是一旦停止，公司又会陷入缺钱的境地。

　　“我问他们乐视没钱，干吗还要做充返？他们说我们乐视一直是这样的。”周航又一次面对一个完全不合商业常理的局面，令人尴尬的是，这次是易到自己的大股东。

　　100%充返，意味着用户每一块充入的钱都带来了100%的负债，下一步本该是拿着百万日订单去融资，乐视过去也正是一家有神奇融资能力的公司（自2010年上市七年时间里，乐视网累计融资300.77亿人民币），可就在易到加入之后，乐视这场击鼓传花正好敲到了尾声。

　　乐视实质上投资到易到的钱，其实只有一两亿美元，这对60亿充返带来的资金大窟窿只是杯水车薪，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乐视也迟迟没有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方。在2017年1月，周航莫名其妙地得知了一笔已经发生的贷款：乐视正在以易到为主体，向银行贷款14亿。 

　　“贷款是2015年11月16号发生的， 我直到2016年1月4号才知情。我1月4号直接写了邮件，抄送给所有股东指责他们这件事情，这是严重违规和触犯商业底线的事。” 

　　我问周航，没有你的签字，或者是没有你们董事会确定的话，这个事能成吗？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乐视这样的事干得还少吗？”

　　我提到，乐视后来指责周航明明对那笔14亿的贷款从头到尾都知情，周航很激动：“我知道个屁，乐视这个公司有过实话吗？” 

　　可以不选乐视吗？

　　照片拍得很快，周航比摄影师其他的拍摄对象更容易进入状态。 

　　此前几次采访中他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谈乐视。但7月14号这一天，从影棚的聚光灯下走出来，他主动告诉我，头一天他刚刚去公司签字，此时才正式知晓韬蕴资本的入局。“这个公司不是我找的，此前谁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是一个他最期待的结局：

　　“这个话我今天能说了。4月17日那个撕破脸皮的公开信，主要目的就是逼走乐视。”

　　“一方面通过政府和媒体压力保护司机和用户利益，同时要乐视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促成新的资本方参与进来。”周航说。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周航、杨芸、汤鹏三位创始人团队就起了离开的念头。CTO 汤鹏原本负责所有技术业务，“后来乐视的同学说我们把整个产品技术分成好几大块，前台、中台、后台，我只负责后台。工作量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周航的朋友圈变成了环游世界的主色调，杨芸去做了幼儿园，汤鹏创办了一个互联网保险项目，新公司“量子保”也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后来我在新公司见到他时，发现他办公桌落地窗正对面就是易到的办公室。 

　　去年底开始，周航和杨芸也一直试图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但所有投资者都是一个态度：乐视是易到的负资产，必须退出。但乐视不愿意退。

　　在2017年3月开始，易到的司机发现自己的账户提不出来钱了，充返寅吃卯粮的后果山洪决堤一样呼啸而来，易到给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反复拖延支付时间，警车开始整日整日地驻扎在易到公司楼下——愤怒的司机们正在围堵易到办公室，这场充返提款的闹剧最终险些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周航一直给外界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喜欢谈论经济学原理，与国内学者们关系密切，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戏剧和展览。第一次见到周航的人，都会受到他亲和力和热情的感染。

　　只有亲近者能见识他的强硬。就在拍照的前一天，作为投资人的周航见了两名创业者，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对方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创业项目，流量、入口、认识某某业内知名人士……

　　“你讲了这么半天，最后怎么赚钱呢？”

　　“人家App凭什么给你导流呢？”

　　“我还是没有听懂。”

　　周航瞪圆本来就大的眼睛，抛出一连串反问句，要求就项目的商业逻辑给出直接清楚的答案。

　　创业者露出紧张神色。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跟周航认识多年。

　　当天汤鹏也在，一直在双方之间打圆场。事后他告诉我，周航在熟悉的人面前脾气算不上温和。汤鹏倒觉得周航没必要太委婉：“表达越直接，大家越容易理解。”

　　4月的公开信，就呈现了强硬、直接的那一面。这次确实是周航自己写的了，公开信踢爆了乐视、易到和他之间的矛盾，直接地告诉外界：那笔14亿贷款到账后，乐视挪走了13 亿，易到资金的窟窿又大了一圈。也正是因为这个窟窿，2 个月后司机开始拿不到钱，定时炸弹爆炸。

　　周航第一次选择了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说起这些，我们正在他的特斯拉汽车里，从影棚回他在顺为的办公室，在车上，他不愿意再说公开信之外的细节：“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你光看到了浮在水面的东西，我们认真做了各种帮助促进重组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可是在接受乐视投资时，就没有任何一丝的怀疑吗？一个有成熟经商经验的人，为什么陷入乐视这样的局里？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这么简单？我觉得你预设的故事单薄得跟一个小人书似的。“周航从座椅上弹起，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正行驶在东四环上，窗外恰好就是乐视大厦的大 LOGO，我追问他，乐视最开始到底给了易到什么许诺？周航用了三句同样的话回击我的提问：

　　“有别的选择吗？你没有别的选择。”

　　“不管什么许诺，当时公司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在任何时候做的商业决定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做出一个‘较好’的选择。”

　　“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交易机会吗？很简单，没有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周航说完，倒在汽车的皮椅里，很长时间里，车内无人说话。

　　成功这门玄学

　　周航现在不焦虑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互联网创业的大浪呼啸来去，成功者每一个个人的爱好、性格、判断力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他们在机场书店的屏幕上反复演讲，致富的路径1、2、3、4清晰可循。

　　然而浸淫多年的人，恐怕会更为谦卑，意识到弄潮儿的位置反复轮转，有时候时势的力量远超乎个人的努力。周航的好朋友、“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从1999年开始接触中国互联网界，到现在已经快20年，回顾2014年、2015年那些烧钱大战，也如同叙述一场奇观：“如果提前几年说，中国互联网的产品会一天烧掉几个亿，就跟《大腕》里说炸掉喜马拉雅，把印度洋暖风引到西藏一样，听上去不是个笑话吗？”

　　“但是资本认了，一棒接一棒，烧成既成现实了，再没有人会说这是笑话了。”这种模式成功还是那种模式成功，都有极大的偶然性，周航输在了自己的商业经验上，可张鹏也不认为这一次成功者的经验，在下一次商战中可以无限复制下去。

　　即便是外界看起来如出一辙的商业竞争，同一个周航，站在同样的先机，能否把握住机会，依然是一种充满未知的结果。

　　2014年，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来北京参加极客公园创新者峰会，周航被邀请与马斯克同台对谈。峰会之后，王小川、张向东、周航等嘉宾相约去喝一杯，几位记者帮忙组织了这场聚会。当这些如日中天的男性创业者们谈笑风生时，现场有一位女记者突然冒出来一个无法自抑的冲动：我不能做一辈子的旁观者，我必须有自己的产品。

　　两年后，当这位前极客公园记者、现创业者胡玮炜做出第一版摩拜单车时，周航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但他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动。“我可以投一点钱。”周航鼓励刚创立的摩拜团队，但此事最终没有下文。听说那台橙色的小车造价高达几千块钱，每骑一次收费1元，周航觉得这是个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的账。

　　“这说明我看事物的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我不能用一个静态的现在来看它的未来。摩拜当时的成本高，但会永远用这么高的成本来造车吗？”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故事的结局了，周航错过的这个投资机会，后续变成了新一轮融资大战的承载者——摩拜&ofo，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就是当年滴滴&Uber 的复刻版。摩拜现在已经融到 E 轮，累计融资额11亿美金，估值已经超过了易到。

　　这半年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里，周航正在对公众分析自己的反思，分析对“流量”、“领导力”等问题看法的变化——一个44岁的知名企业家公开讲解自己的失败，这是中国商业界罕见的姿态。

　　周航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休息期里，没有明确决定以后做什么。“就当是游泳游累了，在池边歇歇脚。”他说人类寿命既然能达到120岁，现在歇上一年半载，之后还是能再开始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

　　2010年创办易到之前，也是一个漫长的休息，他打了几年高尔夫球，把太太和孩子都办了加拿大移民。第一次采访时，他跟我说打高尔夫球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己过得很自在。

　　但在一篇投资者内部分享里，他承认当时的自己异常恐慌，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方向，最难受的时候还让母亲陪自己去看过心理医生。

　　周航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当年他不想为了一张枫叶卡，无所事事地在加拿大待满两年的移民法规规定时间。他至今依然要在国内外往返，每个月回到北京东五环的家。

　　歇脚的泳池还在国内，新的风浪正在方寸间集聚，周围的所有人正在全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