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团队：东北经济破局得从产业基础出发

　　本报记者 周慧 北京报道

　　8月21日，林毅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为吉林转型升级开出新药方，发布了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报告发布后，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

　　8月31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回应核心质疑。付才辉认为，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东北经济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另外，他从多个方面分析他对吉林GDP增长率回“8”冲“10”有信心的几大原因。

　　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

　　《21世纪》：目前外界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发展轻工业的产业建议质疑；二是认为报告只谈了产业政策，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你怎么看？

　　付才辉：我浏览了一下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复得很多了。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反对者大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认为轻工业太低端。

　　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确，我们的报告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

　　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在发展中解决的，而不是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诚如大家所言，东北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但这些问题全国也都存在，并非东北独有。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引用了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观点：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方面是“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制度究竟是不是第一位的，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报告开篇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就交待了这一理论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其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点认识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是基本没有的，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

　　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

　　《吉林报告》所运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来源，当然就不会认为制度是第一位的了。作为制度环境一部分的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和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战略，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权，营商环境就会差。

　　过去实施赶超战略。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这时，就要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吉林省有不少地方通过这种改革方式破茧重生。比如我走访过的通化市，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当年的通钢事件是改革的反面例子，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通化利用其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现在已经赫赫有名。

　　五大产业集群可推动吉林经济增长率反弹

　　《21世纪》：报告中提到，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这在目前东北经济形势下，是否太过于乐观？

　　付才辉：作为林老师的学生，我套用他的话：我不是乐观，我是客观。尽管近期吉林省以及其所在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势头不及全国，但它们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向好的。

　　吉林省1996年人均GDP为5178元，位列全国第13位；2015年人均GDP为51086元，位列第12位。因此，可以看到，相对于全国所有兄弟省市而言，至少吉林省并没有如舆论所说的那样“衰退”。吉林省近20年来的相对发展速度超过17个省份，低于13个省份。

　　更重要的是，目前吉林省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增长空间，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只有天津市的47.32%。

　　只要吉林省能够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利用好后发优势，就完全能够实现其经济增长潜力。与吉林省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就实现了高增长。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相当，但2016年湖北省的GDP增长率为8.1%，重庆市的GDP增长率为10.7%，而吉林省只有6.9%。这说明，即便是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湖北省和重庆市作为参照系，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因此，吉林省的经济增长率完全有潜力回“8”冲“10”。

　　然而，经济增长的潜力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转型升级，挖掘潜力。然而，遗憾的是，吉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与东北地区一样，即，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这妨碍了对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挖掘。

　　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浙江是40.27%，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这说明吉林省目前的制造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正好可以补上这个短板，是破除目前东北劳动力外流的根本之策。

　　轻纺业尤其是需要民营企业去大发展的，目前吉林的民企数量并不多。那些认为吉林目前由于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而不太适合发展轻纺业进而不适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观点，我觉得是本末倒置。吉林恰恰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针对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很多产业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的问题，我们在报告中专门有章节阐述打造五大产业集群。

　　只有在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间商业氛围，在一个由少数大型国企主导的地方，别指望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能有多好。历史上的赶超战略导致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缺失。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和农业加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近年来，吉林省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好，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医药以及纺织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的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我们不能说汽车工业对吉林省不重要，而是要说明吉林的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步入良性。

　　除了补轻工业的短板之外，吉林省还必须淋漓尽致地扬长。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是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以及长期沉淀的技术与人力资本。首先，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的长板产业。因此，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是吉林省首选的两个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其次，受益于吉林省历史的积累，汽车产业、石化能源、装备制造业成为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再次，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支柱性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长板产业。

　　因此，基于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我们认为，可以用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谱系来统领吉林省未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吉林省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恶补轻纺产业集群的短板，按照不同类型的产业狠抓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联合发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一手培育本地企业一手抓招商引资，填满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那么吉林省经济增长率重回两位数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21世纪》：东北似乎对外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吸引力不足，你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什么？

　　付才辉：我想到了“卢卡斯之谜”。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是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因此，我认为，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投资回报率提高，才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根本。

　　我去年冬天调研通化的时候，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投资，令我印象深刻，改变了东北营商环境差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通化市就是吉林省通过向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转型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