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7日，于欢案件二审庭审顺利结束。作为一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公众仍然对庭审的细节持续热议，有关微博公开直播、检察机关对于欢行为的认定、上诉人于欢的辩解、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各方的不同意见等等都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关键性细节也为很多人重视，那就是双方证人苏银霞、杜建岗均出庭作证。那么，检察机关为何向法院申请上述两人出庭作证？两人的出庭质证，对还原案件的事实和敦促案件的公正判决，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需要了解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并不是所有证人都需要出庭作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简而言之，证人出庭作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争议性，即有一方当事人不认可书面证言或认为有争议；二是重要性，即该证言的采信与否将影响案件最终的定罪量刑；三是必要性，即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有出庭的必要。

　　在于欢案件中，检察机关本着更有利于客观、公正地查明案件事实的原则，依据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最终决定申请苏银霞、杜建岗出庭作证。

　　那么，为了确保证人能够在法庭上客观、公正地叙述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又作了哪些工作呢？

　　一是在出庭证人的选择上，兼顾双方，力求公正。于欢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案件系因双方纠纷、矛盾激化进而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而每个当事人基于立场的不同，证言内容往往会出现避重就轻、不一致的情况，例如杜建岗证实只是“点了一下于欢的肩膀”，而苏银霞、于欢证实于欢是被摁住的。基于客观、公正查明事实的考虑，在当事人书面证言已经在卷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最终决定申请苏银霞作为于欢一方证人、杜建岗作为讨债一方证人出庭，让两位证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向法庭作证叙述案件的事实，由法庭综合考证其证言的真实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考虑选择单方证人。这样，就有力地避免了被误认为带有一定倾向性和诱导性的可能。

　　二是在证人出庭准备上，密切沟通，提前适应。从司法实践看，证人出庭作证与证人接受询问作出书面证言情况并不一样。有些证人在平时询问时，能够清晰、详细地叙述案件的事实、情节，但在法庭严肃、紧张的环境下作证，面临各方询问甚至比较尖锐的质询时，则会慌乱、语言不确定、内容逻辑混乱，起不到出庭作证的良好效果。为了避免上述情形，检察员首先向证人介绍审判程序及相关规定，为其提供心理辅导，缓解临场压力。庭前会议后，检察员又与两位证人就出庭作证方式、内容及特殊情形应对进行了深入沟通，强调证人客观叙述案件事实的重要性，让证人熟悉、适应法庭询问的形式。从出庭效果看，苏银霞、杜建岗出庭作证顺利、稳定，例如杜志浩诉讼代理人询问杜建岗时，对于检察员已经询问过的侮辱情节，重复质疑发问“你在现场吗”、“你亲眼看到了吗”，杜建岗并没有慌乱或者犹豫，直接进行了回答，使其当庭证言更显得自然、真实。

　　三是在出庭证言的采信上，细致询问，准确认定。证人出庭作证的最大优势，就是庭审各方不仅可以听到证实的内容，还可以看到证人的言谈举止、神情变化，以证人的亲身感受和经历，最大限度还原案件事实。尤其在证言矛盾、不一致的情况下，庭审各方可以根据出庭证人当庭作证的情况，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例如，对杜志浩打于欢耳光的细节，于欢当庭供述“扇我耳光”、“打到我脸上力度比较大”，而作为于欢母亲出庭作证的苏银霞则证实“扇的力度不是特别大”，这与讨债一方证人杜建岗当庭证实的“拍打，不是殴打”相一致。根据上述证人的当庭证言，检察员最终在出庭意见中认定“杜志浩扇拍于欢面颊”情节。

　　四是在实现出庭的效果上，回应关注、查明事实。于欢案件属于社会高度关注案件，对于关注的焦点问题，由当事人现身说法、以澄是非，无疑是回应关注、避免以讹传讹的最佳方式。例如备受关注的“用下体在苏银霞脸上蹭，往其嘴里塞”这一情节，苏银霞作为“辱母”的直接被侵害对象，当庭澄清并无该情节，脱了裤子的杜志浩“不光对着我们四个人”、“离我有二三十公分”；再如网络关注的杜志浩被延误救治这一情节，杜建岗作为送杜志浩去医院的驾驶员，当庭解释说明“到医院不到十分钟”、“没有影响杜志浩的及时救治”。

　　事实证明，检察机关申请苏银霞、杜建岗出庭作证，体现了全面、客观、公正的职业要求，落实了庭审实质化的要求，为还原案件事实，回应社会关注，准确适用法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